民粹主义并不是毫无征兆就出现的,它常常是在经济出现震荡以及社会陷入混乱这样的土壤内里滋生成长的。2008年经历了金融危机,紧接着又出现了欧债危机,还有难民潮,这些共同组合成了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的时候所依托的大背景。如今,在疫情持续不断地冲击之下,这股力量不但没有减弱下去,反而以一种更带有威权色彩的新形态持续地向前演进着。
多重危机催生民粹浪潮
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由此导致自由市场体系深层弊端暴露,致使普通民众财富急剧大幅缩水。随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出现,这迫使希腊、西班牙等国推行严厉紧缩政策,进而引发大规模街头抗议以及社会不满。2015年前后,难民危机产生,此进一步撕裂欧洲社会,加剧民众对身份安全和文化传统的焦虑。这些接连不断接踵而至的危机,一块儿共同瓦解公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信任,为民众主义的兴起勃兴提供了充足丰沛的社会情绪基础。
疫情成为民粹升级催化剂
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灾难,意外地为民粹主义提供了“进化”契机,各国为防控疫情采取封锁边境、限制旅行等措施,在物理上强化了“内部”与“外部”区隔,这为民粹主义中固有的排他性主张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疫情致使供应链中断、经济停摆,让“经济主权”“产业回流”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获得更大市场,进一步推动了民粹议题的转向。
国家主义借机获得正当性
在西方社会那种崇尚个人自由的氛围之下,政府权力扩张向来是备受警惕的。可是,面对着疫情所带来的生死方面的威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变成了民众普遍的期待。不管是大规模的经济救助计划,还是强制性的社交隔离令,都让国家机器的角色被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这种处于紧急状态时的权力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自由主义跟国家主义的传统边界,给民粹主义者所倡导的“强政府”理念提供了难得的现实合理性。
右翼化与威权化趋势凸显
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一事件标志着西方的民粹主义呈现出了清晰的右翼转向,这种民粹主义强调本土优先,还强调文化保守,并且与民族主义情绪紧密结合,在疫情的时候,一些奉行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又进一步利用行政权力,绕过传统的制衡机制来推行政策,从而表现出威权倾向,而将民粹诉求与行政强权结合起来的这种模式,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及权力制衡原则构成了新的挑战。
结构性困境使其长期存在
民粹主义持续不断地发酵,其根源在于西方社会历经长久积累而产下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致使贫富差距得以扩大,全球化把国内产业制造掏空致就业焦虑产生,多元文化社会将身份认同冲突引发出来,因疫情冲击这些问题被予以进一步放大,只要深入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得以有效缓解的情况不存在,民粹主义就存在其得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之处,难以从政治舞台之上消退掉。
未来挑战与可能的出路
对于民粹主义呈现出的威权化趋向,西方政治体系面临着双重的考验,其一,要于保障社会公平以及维持经济效率之间寻觅全新的平衡之点,借助有效的社会政策去缓和不平等,其二,一定要在应对危机所需的集中权力跟捍卫民主核心价值之间保持警醒,避免民主制度遭受民粹主义的从内部发起的侵蚀,这乃是一个艰难的进程,需要政治智慧以及社会共识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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